中国标准动车组复兴号宣告研制成功
2019-09-12 1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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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技体制改革的大框架下,国家颁布了一系列科技政策,扶持科技事业的发展。1985年,国家科委、教育部和中科院开始试办博士后流动站,同年国务院还批准实施了“星火计划”,将科学技术引入农村,促进农村劳动生产率,促进乡镇企业的发展,实现科教兴农。1986年,面对发达国家高技术蓬勃发展,国际竞争日渐激烈的趋势,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启动实施了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成为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一面旗帜。1988年,国家科委制定实施了“火炬计划”,计划在一些基础较好的高技术、新技术领域加快产业化进程,着重发展微电子、计算机、信息、激光、新型材料、生物工程、新能源与高效节能、机电一体化等重要领域。1989年,中科院建立开放实验室制度。1991年为发展基础性科学研究,又启动实施了“攀登计划”,有力地促进了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学、生物学、基础医学、基础农学、工程等基础研究项目的发展。同年,国家科委、国家体改委还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分流人才、调整机构、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将科技体制改革进一步引向深入。

在这种对科技事业多元化的支持下,我国的科技发展日新月异。1994年,三峡水电站正式动工,2003年开始蓄水发电,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电站。1999年,我国参与了人类基因组计划,承担了其中1%的任务。

但正是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指挥,我国科技体制的弊端也逐渐浮现出来,最主要的是以下三个问题:第一,高校和各类科研院所缺乏协调配合,造成研究项目的重复;第二,科研院所与经济建设和市场需求脱节,科研成果的转化率偏低;第三,科研人员普遍吃“大锅饭”,研究效率低下,造成经费的严重浪费;第四,科研与高等教育未能实现充分对接。因此,对科技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

为促进科技发展,这一时期国家还完成了不少立法,并出台了相应的政策性文件。1993年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1996年又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1997年国家科委颁布了《“九五”期间科教兴市工作要点》。1999年,党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对自主创新以及科技产业化提出了明确的要求,鼓励科研机构为企业搭建平台。

针对科技事业的立法和奖励政策也日益完善。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上,宣布对7657项科技成果予以奖励,这标志着国家对科技的奖励政策开始回归。同年12月,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明奖励条例》,并恢复了国家发明奖。1979年11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科学奖励条例》,设立了国家自然科学奖。1982年,为推动我国科技体制的改革,完善科研经费的拨款方式,在中科院89位院士的建议下,设立了自然科学基金,随后又在1986年成立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基金的设立,在推动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和基础学科建设方面有巨大的促进作用。1984年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奖励条例》,同时设立了面向经济战场的科学技术进步奖。同年还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对科技成果的专利权予以法律上的保护。

科技是国家强盛的根本,回顾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程,也正是一部波澜壮阔的科技发展史。四十年来,我国的科技事业从弱到强,不断创新进取,取得了一系列令世界瞩目的科技成就。

与此同时,面对自1979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如经济增长方式的粗放,经济增长点过于依赖资源、投资和廉价劳动力的现状,为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对科技、科研的发展和扶持再次上升为国家战略。199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对科技体制改革和科技政策进行了顶层设计。

进入21世纪以来,国家把对自主创新的激励摆在头等位置。为抓住本世纪头20年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2006年颁布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在此基础上,颁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该决定明确了新时期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指导方针为: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决定旨在突出科技发展中的自主创新意识和能力,努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全面提升我国的国家竞争力,力争到2020年实现以下八大目标:第一,能够掌握一批事关国家竞争力的装备制造业和信息产业核心技术;第二,农业科技整体实力进入世界前列;第三,能源开发、节能技术和清洁能源技术取得突破;第四,在重点行业和重点城市建立循环经济的技术发展模式;第五,重大疾病防治水平显著提高;第六,国防科技基本满足现代武器装备自主研制和信息化建设的需要;第七,涌现出一批具有世界水平的科学家和研究团队;第八,建成若干世界一流的科研院所和大学以及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研究开发机构。

这一时期的科技体制改革打破了计划经济的束缚,成功引入市场机制并依靠市场调节。通过国家出台的一系列的项目资助,取得了不少重大的科技成果。但是,科技体制改革所造成的阵痛也不容忽视。由于科研必须对接市场机制,寻求创收以面对经费削减的局面,不少创收能力一般的科研院所难以为继,科研人员的社会地位一落千丈,他们之中的很多人不甘于清贫的生活,于是选择了下海经商,或是出国从事科研,科研队伍出现了青黄不接的断层局面。围绕科研项目展开的竞争又使得科研院所和科研人员只是专注于拿项目,而忽视了对科研工作的长远考量。

但这一时期,虽然国家多次在政策层面提及自主创新,但还没有上升为国家战略,无论是高校、科研院所还是企业,自主创新的意识和能力均亟待提高,对自主创新的强烈需要呼之欲出。

这样的情形于1993年出现了转机,这一年国家教委决定实施“211工程”,即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的建设工程。1995年11月,经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委、国家教委和财政部联合下发《“211工程”总体建设规划》,标志着“211工程”的正式启动。此举旨在改变以项目为核心的国家计划,将支持的重点放在了拥有较强科研能力和相应学科基础的高等院校上。随后,在1998年5月提出了要建设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根据这一指示精神,国务院于1999年批准了教育部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985工程”正式启动建设。除了扶持高等院校,国家对其他科研机构的扶持力度依旧有力。1996年实施旨在扶持高新企业的“技术创新计划”,1998年开始在中科院试点“知识创新工程”。

这一时期,国家对科技事业的资助进行了调整,并不仅仅满足于单纯的拿项目,而是侧重于对高校和相应科研院所的建设,同时对于科研项目的扶持也没有放松。另外,创新作为一个词汇,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国家的政策文件中。国家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就是要稳步提高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推进科技界的自主创新意识和能力。

由此,我国的科技事业也取得了重大的成果。1983年11月,我国第一台每秒钟运算一亿次以上的巨型计算机“银河—1号”由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研究所研制成功。1984年,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开始动工兴建,为我国粒子物理和同步辐射应用开辟了广阔的前景。1985年,秦山核电站正式开工建设,这是我国自行设计、建造和运营的第一座30万千瓦压水堆核电站。

另外,国家也相继出台政策,对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及科研人员进行物质和精神上的激励,最值得一提的是从2000年开始设立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该奖项每年评选一次,每次授予不超过两名科技成就卓著、社会贡献巨大的个人,并由国家主席亲自颁发荣誉证书和500万元奖金。截至2017年,先后共有29位科学工作者获此殊荣。

总之,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的科技事业有了长足的进步,在多个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的成果。

在信息技术领域,2013年由国防科技大学研制的超级计算机系统“天河二号”正式发布,并多次蝉联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的冠军。2017年,世界上首台超越早期经典计算机的光量子计算机由中科院率先研制成功,它的出现意味着在量子技术领域走在了世界前列。

在航天及天文学领域,我国自行研制的“神舟”五号载人飞船于2003年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这标志着我国成为继美国和俄罗斯之后第三个能够独立开展载人航天飞行的国家。2016年,“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升空,并于2017年圆满完成在轨测试任务,正式交付中科大、中科院等单位使用,由此我国在量子通信技术领域完成了对发达国家的赶超,成功跻身国际一流量子信息研究行列。2017年,我国第一颗x射线天文卫星“慧眼”发射成功,并于2018年1月正式投入使用,它结束了我国在空间高能天体物理领域长期没有自主观测数据的历史。

在深海研究领域,由我国自行设计、自主集成研制的载人潜水器“蛟龙号”于2012年在马里亚纳海沟创造了下潜7062米的纪录,这是世界同类作业型潜水器的最大下潜深度纪录。2017年,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二台深海潜水器“深海勇士号”也顺利完成了在中国南海的海上试验任务,并完成验收,正式交付中科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

1977年,高考制度重新恢复。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邓小平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重新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由此做出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重要论断,并提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除此之外,大会还审议通过了《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提出了“全面安排,突出重点”的方针,确定了8个重点发展领域和108个重点研究项目。同时,还制定了《科学技术研究主要任务》《基础科学规划》和《技术科学规划》。由此,科技界大量的冤假错案得到平反,知识分子政策得以落实,国家科委和地方科委相继恢复,中科院大批划归地方的研究机构重新回归,并成立了一批新的科研机构,科研工作的正常秩序逐步得到恢复。

“文革”期间,不少科研机构长期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1975年,邓小平同志开始主持国务院和中央的日常工作,率先对我国的科技体制和重要科研院所进行全面的整顿。7月,中共中央批准了国务院关于中国科学院要整顿、要加强领导的报告,随即对中科院进行整顿。根据邓小平的多次指示,中科院完成了《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该提纲澄清了党的科技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提出要在科技界纠正“左倾”错误。邓小平对该提纲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很高的评价,充分肯定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并提出“科技人员也是劳动者”的重要论断。

在航空领域,2017年我国成功首飞了c919大型客机,它是我国首架按照国际民航规章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干线民用喷气式飞机,其最大载客量为190座,最大航程超过5000公里。

在交通运输领域,京津城际高速铁路于2008年正式通车,这是我国第一条时速近350公里的高速铁路,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2017年,中国标准动车组“复兴号”宣告研制成功,并于6月26日在京沪高铁正式双向首发。“复兴号”由中国铁路总公司组织研制,具备完全自主的知识产权,标志着我国铁路成套技术装备已走到世界前列。

此外,国家继续支持大型科研计划,尤其是对基础科学研究的扶持力度进一步加大。1997年,开始实施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即“973计划”。该计划主要针对国家战略需求中的重大科学问题,以及对人类认识世界将会起到重要作用的科学前沿问题。

在生物科技领域,我国的克隆技术在本世纪后来居上,并蜚声海内外。2000年,我国首例成年体细胞克隆山羊“元元”顺利诞生,紧接着又克隆出两只小白兔“鲁星”和“鲁月”,2002年克隆出第一头克隆牛,2017年克隆出一只比格犬“龙龙”,同年我国克隆出世界上首例体细胞克隆猴“中中”和“华华”。此外,我国药学家屠呦呦因发现青蒿素在治疗疟疾等疾病上的疗效而获得了2015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而在农业科学领域,“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主持培育的“超级稻”于2012年正式实现了亩产900公斤的目标。

这一时期是中国科技事业的恢复和重建期,是知识分子尤其是科研人员的黄金时代。在经历了“文革”十年的知识断层后,知识终于再次作为一种信仰出现,全社会开始对知识的力量深信不疑。社会最津津乐道的,是陈景润与哥德巴赫猜想,“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成了年轻人的口头禅。在经费的投入上,国家也十分倾向于高校和科研院所。当时仍采用计划经济时代下中央财政拨款制度,科研经费按照预算下拨,临时追加经费的现象十分常见。

早在1982年,党中央就提出“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指导思想。从1985年开始,国家从改革科技体制入手,通过各项政策的颁布和落实,在科技界充分引入市场和竞争机制,打破高校和科研院所吃“大锅饭”的状态,刺激其研究效率和活力,促进科技事业的进一步发展。1985年3月,经过反复的酝酿和论证,《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终于在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正式出台。该决定提出,在运行机制方面,要改革拨款制度,克服单纯依靠行政手段管理科研工作,同时引入经济杠杆和市场机制;在组织机构方面,改变部门分割、行业分割等科研与生产脱节的现象;在人事制度方面,推进人才流动。邓小平在主持会议时指出,改革科技体制是为了解放生产力。这标志着科研活动将逐步以经济建设为导向,服务于市场需求。为了将上述目标进一步落实,1987年颁布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科技体制改革的若干规定》,规定科研机构要逐渐下放到企业,同时科研经费要大额削减,科研机构要精简缩编,实现其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1988年又颁布了《国务院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在继续肯定上述改革思路的基础上,鼓励科研机构和高校以各种形式参与到市场领域,鼓励集体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科研机构的发展。同年,在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发展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再次强调了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紧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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